民族学研究范文

民族学研究范文（精选12篇）

民族学研究 第1篇

通过民族学的学习,我们了解到“民族学专业是主要通过实地调查法、比较研究和分析文献资料等,来研究一个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专业。需要弄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家庭婚姻、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道德规范等。”那么,民族学实地调查法在民族学研究中,是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我们学习民族学的基础。在进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民族学工作者,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最原始的研究资料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进行民间舞的创作时,同样需要深入到它的环境中去,例如编排侗族舞蹈,我们就必须到各个侗寨去进行采风,获得第一手资料,对侗族的原生态舞蹈元素和语汇进行取材。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民族民间舞蹈是来源于民间文化和生活中,它的传承与发展,受制于每个民族地区的环境、生态、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艺术创作,就需要提取到最重要和最特别的舞蹈元素来进行加工和提炼,既要保留它原有的民族舞蹈特点,又要有更多的发展。那么,舞蹈艺术创作者在创作时就需要利用我们所学习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到民间生活中进行艺术采风、采访艺人、调查等,这成为每一个艺术创作者和田野工作者必须要完成的重要内容。因为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如怀化学院编排的侗族舞蹈《醉芦笙》,就是通过全体舞蹈老师深入贵州、通道等侗族地区进行了为期15天的艺术采风,参加他们的各种节庆活动,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了解芦笙是在哪些节庆日表演,芦笙是怎么吹的,还请教当地民间艺人为我们表演,从中来找出侗族芦笙的舞蹈元素。正因为有了民族学的这种实地调查法,才使我们编创出了侗族舞蹈《醉芦笙》,此舞蹈获得了第十届全国校园春晚“金奖”,让全国的观众都了解到我们原生态的侗族舞蹈。再比如怀化市艺术馆郑海燕老师编导的原生态侗族舞剧《哆嘎哆吔》,此舞剧主要以侗族为背景,演绎了侗族的各种风俗习惯与民族特色。其中舞蹈包括了芦笙舞、花伞、侗锦、琵琶、咯罗、踩堂、坐夜、打三招等等。在创作前期,郑海燕老师带领她的团队进入湖南通道的各个侗寨,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艺术采风。在这段时间里,她走遍了通道的大部分侗寨,仔细的选景、挑选演员,不断感受和收集每个侗寨的民族特色,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经过郑海燕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哆嘎哆吔》终于一炮打响,在湖南省艺术中获得“田汉奖”;一方面,将侗族民间舞蹈传播至全省以及全国,让大家对我们的侗族歌舞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侗族舞蹈能够传承下去,保留好这一笔丰富的民间财富。由此可见。民族民间舞蹈产生于民间、生存于民间,因此,其生命力也必须存活于民间。

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特点包含多元性和社会性、现实性和历史性、探索性和实践性、变化性和艰苦性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对于我们在创作民间舞的艺术采风时,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艺术虽然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它又高于生活,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必须从人们的生活中提取最原生态的舞蹈素材及动作元素。例如苗族传统舞蹈“苗鼓”中,就有很多模仿生活的动作,比如织布、纺线、梳头、插秧等。那么无论是民族民间舞蹈的艺术创作还是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所谓“采风”“田野调查”,都必须由创作者亲自去民间生活中进行了解、实践、观察和体验。因为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舞蹈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很多舞蹈动作有着其独有的内在含义和表现情节。我们需要把这些舞蹈动作经过加工提炼,再呈现到舞台中去。所以对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的研究,就是现在艺术学科最重要以及最迫切的任务。

由此可见,在研究民族学的范畴中,也是可以研究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对于民间舞蹈的创作是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对民间舞蹈艺术创作中的艺术采风和对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学习相对比,我们很欣喜的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尽管民族学和民间舞蹈采风的目的和研究实质有所区别,民族学主要是研究文化的,而艺术创作主要是研究所调查东西的本质,但是他们在做田野使用的方法和经历的过程都是相同的。通过民族学的学习,让我更深的体会到文化的重要性,各种民族的文化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把二者相结合来学习,一定会产生异想不到的效果。

摘要：民族学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既有交融,也有差异。民族民间舞蹈是来源于民间文化和生活中,它的传承与发展,受制于每个民族地区的环境、生态、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艺术创作,就需要提取到最重要和最特别的舞蹈元素来进行加工和提炼,既要保留它原有的民族舞蹈特点,又要有更多的发展。那么,舞蹈艺术创作者在艺术创作时,就需要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到民间进行田野调查和艺术采风,这成为田野工作者必须要完成的重要内容。

浅析民族学和心理学综合研究的意义 第2篇

[摘 要]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华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近年来，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渐为人们重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本文则是从民族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谈谈综合研究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对民族学发展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心理学;民族学;民族心理学

心理学(Psychology)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民族学(Ethnography)是对人及其文化的科学描述，包括风俗、习惯、相互差异等。其综合研究的学科民族心理学则定义为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心理学分支。从三个学科的名词意义上看都有对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人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共通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地大物博。各民族团结繁荣，共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势头迅猛。新中国建立以后，给各民族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各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的巨变，文化的变迁也给少数民族的心理及其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总体上看还是不高，因而就会影响到其基本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为了进一步加快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开发少数民族潜能，进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必要结合各个学科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并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体系。包括心理学与民族学的综合研究，以及民族心理学的本土化体系的建构。

一、心理学之于民族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德国感官神经生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起了较为直接的促进作用。18冯特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出现，从此，心理学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程。随着其不断的进步与创新，研究内容与形式的日益科学化，其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地拓宽。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运用心理学的科学性来研究民族的特性，其发展历程也是基于冯特晚年研究成果开始。弗洛伊德也同样为民族学的心理学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心理学之于民族学的研究意义如何体现，作者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讨论。

(一)研究内容的共通性

心理是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种事物具有的内容，是主宰或统帅思想认识活动的主体。心理学是以心理作为直接对象的人类思想认识活动，是人类通过哲学思想认识活动，从人类的日常活动或行为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出来的，具有从混沌中发现、彰显和产生出心理这个事物能力的本体事物。民族学研究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和心理学确有紧密联系。

种族和民族关系是一个范畴非常大的领域。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的西方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力大多直接放在态度、定型等概念上，并试图解释这些概念如何被结合进跨文化心理学中，以及如何用来理解和解决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产生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探讨种族和民族行为的归因。归因是指推论人的行为的内部原因。如归结到个人的某些品质或外部原因归因于某些情形或环境的因素。[1]

种族和民族歧视。文化上有差异的人们的确被更大范围的社会鼓励保留他们的差异，以便把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个危险已被许多跨文化心理研究者认识到，确认为澳大利亚社会中个人“生活风格”限制个人“生活机会”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所使用的歧视概念不仅包括强制性排斥如隔离和边缘化，还包括强制性包容如同化。他们认为，在整合模式的社会中，个体才能自由选择他们对现有文化。[2]

民族文化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成员对群体的依恋感或认同。在单一文化社会中，这种认同既不是成员的显著特征，也不大可能造成什么问题。然而，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个体的`民族认同标志着他是什么人，即属于哪个民族群体，这种归属感或依恋感有时可能被混淆，或丧失掉。这些方面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具有研究意义。[3]

(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也同样如此。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各种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资料搜集方法包括实验法、度量法、调查法、观察法和档案法。除上述之外，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文献综述法、个案研究、发展研究和模拟法等。

在学术的不同领域总有一个共通性：科学具有规律性和客观性，因此才称为科学。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在不同学科里进行交叉利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民族学的研究方面，利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规律性与客观性来证实或者分析民族学各方面研究成果。当然民族学研究的方法的科学性也同样了可以给心理学研究做借鉴之，其影响是相互的。

(三)心理学与民族学发展

心理学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可能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而心理学对民族发展有何种作用，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探讨。西方心理学家们通常以社会学关于社会变迁的概念来解释民族发展。他们大多把“民族发展”确定为在整体层次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指标方面的变迁和在个体层次上在态度、价值观、动机等等方面的变迁。他们认为，构成发展的这些变迁必须指向更有价值的目标。发展这个定义普遍出现在多年来的心理学文献中心理学家们指出，心理学有可能对民族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把发展定义为个体和群体由某种现在的状况向某种更有价值的目标状况运动的过程，那么心理学能够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4] 理解现状是发展的出发点，许多心理结构都能对社会和民族发展产生影响，如技能认知的、技术的、社会的等等，对变迁的态度，可能帮助或妨碍变迁的个人特质，维护事物的以往面貌或现状的价值观，以及对各种变迁进行选择的兴趣。当然，政治因素如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经济因素如自然资源的利用必然对描述现在的状况发生作用，但是心理学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当前形势的特殊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解价值目标状况。在各个文化社会中发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讨论发展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当地或本土意义，这个方面也是心理学可能对民族发展研究作出的贡献之一。心理学家还可以运用志向、需要、价值和偏好等传统观念来研究发展的目标状况。理解变迁过程。心理学有助于人们理解如何从现状走向未来的价值目标。此外，运用心理学的动机、驱力、应变机制等概念和理论来检验人们的行为动力因素，包括提高人们行为动机、驱力水平和整体效力的可能性，也是心理学对民族发展可能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设计、完成和评价发展项目。心理学家普遍受过人类行为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心理学背景能够极大地帮助发展群体推断特定的发展项目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在这个领域里，跨时间变迁的研究和统计评估等可以做出显著的贡献。[5]

心理学这些显著地深远意义都是对民族学发展提供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思路的正确的向。心理学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民族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多角度的结合心理学来进行研究，不仅在保证其学性的前提下，还可以为其研究提供借鉴。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华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6]、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等等[7]。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8]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科界限，缺乏清晰定位。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其次是缺乏综合研究的人才培养，研究势力单薄。学习发现，我国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都是比较分散而且项目单一的，并且数量也是有限。这也是导致该领域的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小结

通过文献查阅，不难发现，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共同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只是民族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内容。两个学科并不是简单地综合就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分开来看，两个学科从其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再到研究取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同时二者存在的差异也是为浅析民族学和心理学综合研究的意义什么民族心理学这一学科发展由来的重要原因，不能直接将两个学科并用。因此如何科学的处理好心理学和民族学综合研究，以及如何发展民族心理学都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要契合点。

参考文献：

[1][2][3][4][5]李秋红.心理学对民族学研究贡献[J].世界民族，(2)：25-27.

[6]张世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任务及方法[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1)：57-61.

[7]张进辅.关于西南民族心理研究的构想[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3)：74-78.

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进校园对策研究 第3篇

一、现状分析

花垣县地处武陵山片区核心，位于湘渝黔交界处，总面积1109.35平方千米，人口31.09万，苗族占总人口的87.3%，是中国苗族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拥有苗族赶秋等国家级“非遗”项目5个，接龙舞等省级“非遗”项目9个，州级项目29个，县级项目51个，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苗绣织锦艺术之乡”“全国蚩尤文化研究基地”。该县中小学及幼儿园共175所，在校生51566人，民族学校仅4所。调研选取了该县高级中学（含职高）、完全高中、初级中学、九年制学校、城区小学、乡镇中心小学34所，加上县民族幼儿园，共35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研对象合计41042人。

1.广泛开展

为全面提升学校素质教育水平，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县教体局针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校园美丽，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利用学校主阵地做了大量工作。关注边远村寨，筹措资金，帮助部分中高海拔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目标（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基本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利用现代新技术新手段，有效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广泛开展。

2.成果初现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文件有关要求，湘西州教科院设立36所学校为“湘西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研究基地学校”，吉卫民族小学、董马库九年制学校、麻栗场小学、花垣县第三中学、花垣县职业教育中心共6所学校获得该荣誉称号，数量居全州之首。在“首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和实践基地” 33所获奖学校中，湘西州有9所，而花垣县有3所，占全省1/11，占全州1/3，分别是国土希望小学（珠算）、边城高级中学（苗族武术）和花垣县职业教育中心（苗族服饰）。其中，花垣县职业教育中心2015年成为 “中国微电影大典组委会（湘西花垣）创作基地”“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示范学校”，2016年成功举办“武陵山职教集团民族文化进校园成果展演暨经验交流会”，被授予县“精准扶贫培训基地”，并成为“中国（花垣）蚩尤文化研究基地”；边城高级中学作为该县唯一的省普通高级中学，蚩尤拳大课间操常态化，成立了苗鼓和舞龙舞狮协会，体育节和艺术节常规化，成为“湖南师范大学舞龙舞狮培训基地”，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攀升，体育与艺术教育成果斐然；花垣民族中学实施太极文化、《边城》文化、以孝文化为中心的国学和苗族文化进校园“四进”工程，学校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渐入快车道；花垣县民族幼儿园“苗味苗园”特色突出，注重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大环境，设计整理了多个苗族本土教学案例，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开发校本课程，录制视频专题片，加强综合建设；花垣县道二学校的“书香校园”建设独树一帜，保护、传承、发展“三不误”，发展态势较好。

总体上看，各校朝着“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方向发展，涌现出20所代表性学校，成果初现。

3.方兴未艾

从抓好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教育的宣传、贯彻，切实帮助民族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突出其特色建设入手，以点带面，梯次推进。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借助本土苗族文化元素优势，分别开展了苗歌、苗绣、苗鼓、苗拳、舞龙、舞狮、剪紙（踏虎凿花）、苗画、苗族服饰、苗族乐器、接龙舞、打糍粑、竹竿舞、花灯、腰鼓、秧歌、民族绝技、竹编、双鱼教学、珠心算、太极拳、苗族礼仪、苗族童谣、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养成教育三字经》、苗味苗园、书香校园、少年宫、诗画社、长征组歌、爱国主义、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及其他苗族音体美传统项目等活动。立足于增进民族团结进步、构建和谐花垣、花垣变花园这一背景，以民族文化进校园为载体，深入开展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研究，促进师生综合成长。部分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苗族文化资源禀赋较好的有利条件下，受限于某些综合因子制约，民族文化进校园方兴未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误区导致重视程度不够，民族意识不强

调研发现，部分领导过于重视应试教育，个别人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活动而非常态化工作。这种观念误区，必然会忽视民族地区学校贯彻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责任和义务，忽略素质教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相互作用，民族意识不强，导致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流于形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差异大，政府、民宗旅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部门存在观念差异，重视程度不一，部分校负责人不重视，导致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在学校这一主要渠道和主要载体上未能实现素质教育的综合作用和倍增效应；二是发展不均衡，总体上看，城乡差异大，民族校与非民族校差异大，中小学幼儿园公办与民办之间差异大。

2.支持体系不健全，未纳入常规考核

政府各部门统筹协调不够，在构建和完善民族文化教育支持体系上短板较多，缺乏统一的工作机制，未能在资金、政策、资源、人才、组织、制度、考核标准等方面有效整合，受领导个人偏好的影响较为突出，具有任务性、临时性、应急性等特征，未能严格按照课程标准规定，在目标、内容、实施效果等方面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连贯性，加之领导者与师资的异动缺失、经费困难、升学压力、职业倦怠，影响到该工作的可持续性。

3.人才短板突出，师资培训不足

目前，该县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城乡之间、中小学之间义务教育资源总量偏低，教育质量差距较大。教师队伍尤其是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边远地区个别学科师资紧缺。专业幼教人员严重缺编，影响学前教育发展；职教中心“双师型”教师短缺，引进难，限制职教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城镇化加快的影响，撤乡并镇的震荡，教育布局的诸多制约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办学规模和素质教育质量，影响着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稳步推进。各校普遍缺乏民族音乐、民族舞蹈和民族体育教师，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师资严重短缺。在聘请民间艺人、演出团体、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等方面，涉及待遇、安全隐患、制度保障诸方面，各校各行其是，在指导培训上缺乏统一规范的执行标准，缺乏专业的创意人才导引，专项培训路径较窄，资金匮乏，大多数学校手段单一，同质化现象较突出并停留在较低层次。

4.涌现部分成果，停留在“墙内开花”阶段

民族文化进校园包括物质文化的“固态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活态文化”。该县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校园标志性建筑不多，在“活态传承”上未表现出强大的“软实力”。部分校开展了一些相关的校本开发和课题研究，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推广应用上乏善可陈，实验推广局限在校内进行。如吉卫民小的“双语双文”教学实验，开办了四个苗文班，2008年被指定为“湘西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实验校”，项目实施至今，尚未在全县乃至州内外由点到面实现推广应用，还在“墙内开花”阶段。该校省教育学会课题《苗族民间艺术在学校传承的有效途径》2015年已经结题，尚未体现其应用推广前景，在如何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方面还未有作为。

5.管理与研究职能错位

民族文化进校园，涵盖政府统领下的民宗旅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部门，须由行政管理部门强力推进、督查落实，各乡镇政府应参与到对辖区内学校相关工作的管理、指导、督查、落实，县委、县政府应建立对上述部门的相关考核评价体系。县教科所的职能局限于研究、管理、指导、服务，业务上属教体局管理，相当于教体局智库。目前，教体局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由教科所这一研究机构行使教体局的行政管理职能，既無法给予各校以政策支持，也不能提供经费保障，更无法实施奖惩措施，即使在教科研方面，考核评分权值也很小，无法直接与教体局之外的其他职能部门进行高效对接。单就教科所相关的人员配置看，仅限于一位专职地理教研员，同时承担全县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其效力可想而知，不容乐观。

三、对策与建议

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一种情怀，更需要领导重视、部门联动、经费保障、措施得力、督查落实、奖惩到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刻不容缓。

1.党政共抓齐管，行政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县委、县政府要把民族文化进校园作为“五进”（进农村、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的重中之重，建议纳入省财政专项预算发展基金，至少纳入县级以上，做好全民共同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战略决策、规划设计和部署实施，旨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助推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达成精准扶贫的智力支持目标。行政推动是“尚方宝剑”和“定海神针”，也是排除“沉疴”、斩断“懒政”的“披甲锐器”，要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由县委、县政府牵头，民宗旅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部门建立常态化领导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文化支持体系，建设综合评估考核办法，将各乡镇党委、政府纳入到目标管理之中，加强政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形成合力，共生共赢。

2.确保资金投入，启动“六个一”工程建设

确保资金投入，既是党委政府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该项工作常态化可持续推进的发展瓶颈，更是达成民生事业精准扶贫目标的“刚性需求”，民族地区的扶持资金，要予以适当倾斜，确保投入到位。具体抓好“六个一”工程：一是民族学校有一处民族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二是每个学生有一套民族特色服装；三是代表性（示范性）学校有一套民族常识教材；四是每个学校有一台民族民间传统文艺节目；五是有一组竞技水平较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六是每个师生有一个民族技能特长。

3.突出重点抓落实，着力抓好10项工作

一是全社会充分认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二是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巩固和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各校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四是各乡镇要落实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主体责任，将其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绩效考核内容；五是实行项目补助资金投入差别化；六是将以集体表演内容传承转为提高个人技能内容为主的传承思路；七是学校走出课程即校园误区，加大校本教材（课程）开发力度，做好应用推广；八是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比赛活动，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九是县民宗旅文广新局要按月给受聘到学校上课的传承人发放补助，并与每个传承人签订传承协议书，确保宣传指导；十是各乡镇政府和项目学校要明确相关工作人员负责的相关工作。

4.理顺管理研究职能，实施多元一体化战略

教体局设立校园文化建设职能部门，以民族文化进校园为引领，坚持教育性、自觉性、融合性、多元性、整体性“五原则”，抓好精神、制度、行为、物质文化建设。教科所担纲教体局智库，配套2至3人，成立民族文化进校园发展研究室，专司全县该项工作的研究、指导、管理、服务。全县一盘棋，鼓励差异化，认真研究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尽可能立足于本土苗族文化元素，把蚩尤文化作为当地的政治经济资源适度开发，融入校园文化和教育教学。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注重提升民族精神，校际联合，资源共享，多元一体化，打造文化校园、特色校园、魅力校园品牌，全面实现学校素质教育个性化内涵式发展。

5.项目引领多跟踪，打造民族文化智力硅谷

立足于政策、资金、项目、人才体系建设，以项目引领为主要抓手，积极构建民族文化元素库，围绕示范校和基地校建设，加强文化场馆的布局设计和项目落地，发挥政府的保障力，院校教育教学的助推力，行业协会的技术支持力和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力，形成四力合一的培养局面，构建一个高效运行的民族人才培养模式。正视花垣蚩尤文化优势，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人制宜，找准坐标，“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走出去”，“请进来”，学校、社会、家庭多方联动，各部门密切合作，做好跟踪管理服务，社会给力教育，教育反哺社会，努力挖掘包装一批学校，谋划民族文化盆地，构建民族文化智力硅谷，撑起助推当地生态文化旅游精准扶贫的一片天。

6.发扬“工匠精神”，注意五个方面

民族文化进校园离不开“工匠精神”，其要素是乐趣、情怀、睿智、坚韧；精髓是用心活、用心干、用心经营、用心诠释人生。各校负责人关乎学校素质教育发展方向、进度和质量，特别需要具有“工匠精神”，围绕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具体要做好5件事：一是要有突出办学特色的坚定理念；二是要结合自身实际找准特色办学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三是要凝智聚力创新学校素质教育发展路径；四是要大力开展节庆、主题活动，适度宣传营销，注重理论研究，通过校本研修和特色课题开发铸造学校品牌；五是学校要做好“两个服务”，既服务于学校内涵式发展，又服务于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贵州民族教育与民族人口发展研究 第4篇

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人口教育的简称, 定义其教育范围为除汉族外其余55个少数民族。

民族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 质量和结构及其与社会经济、 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 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人口和教育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不能离开人, 没有人更不用说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更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传递和继续都离不开教育, 人类社会持续和发展依存于教育。 教育与人口有着紧密的关连, 两者相辅相成又相互约束。

一个国家教育规模的基本影响因素是人口的数量。 一个地区教育水平高与低、教育经费多与少以及教育能否大力推广都是基于人口数量来衡量的。人口数量过大会限制教育的投资, 影响招生和升学人数甚至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

教育需求的多样化是由人口素质决定的。 伴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 人们加大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力度并给予资金扶持, 教育组成模式随之更新, 教育的等级相应的得到提高。 人口的迁移和分布, 决定了迁入地和所在地的教育投资、 教育规模、教育模式和教育等级。处在不同行业的人口, 划分出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跨行业的人员流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的发展, 是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办法。 生育率与教育事业成负相关, 逆向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迁移数量, 迁移距离成正相关, 充分发挥正向效应有利于人口的合理分布。 教育在职业和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提高对职业的选择性和适应性。

二、贵州民族教育现状

贵州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长期居住着苗族、 布依族、 侗族、 土家族、水族等53 个少数民族, 除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外, 其他民族在贵州均有分布。 2011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1255 万人, 总量位居全国第四;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比为11.03%, 占全国第五;贵州少数民族的素质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的发展离不开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因此, 要更加重视民族教育, 贵州地方政府长期致力于发展民族教育, 初步构建了具有本地区特色和符合民族特点的教育体系, 全省初步形成了有初等到高等、由幼儿到成人的层级分明, 结构相对完整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体系。 据统计, 到2006 年年底, 贵州省共有14258所小学, 少数民族小学159 所, 城市2 所, 县31 所 (含私人1 所) ;农村126 所 (其中私人1 所) 。 少数民族小学1565 班, 一年级239 班、 二年级244 班、 三年级255班、四年级265 班、五年级274 班、六年级277 班、复式班11 班。 全省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1884252 人, 其中女生846487 人; 城市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69902 人, 其中女生31307 人; 县镇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282656 人, 其中女生126305 人; 农村小学在校少数民族生1531694 人, 其中女生688875 人; 小学教职工总数是196785 人, 其中少数民族教职工80843 人, 专任教师77220 人, 代课教师7283 人, 兼任教师110 人。 贵州省2666 所中学, 其中独立民族中学109 所, 市里7 所, 县城42 所, 农村60 所。 中学的少数民族教学班共2268 个, 其中初中1368 个, 一年级475 个, 二年级454 个, 三年级439 个;高中900 个, 一年级328个, 二年级297 个, 三年级275 个。 全省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814761 人, 其中女生356073 人;城市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41842 人, 其中女生18090 人; 县镇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374862 人, 其中女生141110 人; 农村中学在校少数民族生382655 人, 其中女生144415 人; 中学少数民族教职工53067 人, 其中女教师45791 人, 专职教师48605 人, 代课教师734 人, 兼职教师142 人。

(单位:人)

三、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现状

1.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

根据表1 可以看出, 在小学教育中民族教育基本和汉族相当, 但是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教育中, 受教育水平较汉族水平偏低。 随着学历的升高, 贵州少数民族受教育人口逐渐减少。

2. 不同教育程度就业人口占本行业人口的比重

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素质产生要求, 经济越发达, 文化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口文化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体现是, 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 低文化素质劳动者不可能替代高文化素质的工作。 从各种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受小学以下教育的就业少数民族人口中, 有90%以上是农业生产人员, 由于受教育程度限制他们很难胜任对文化素质要求较高的工作, 不能适应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需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难度。 从上表还可看出,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 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逐渐减少, 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从事选择职业的范围就越大。

3.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分布

整体上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分是 “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 贵州少数民族聚集合在非城镇地区甚至偏僻地带。 以苗族为代表的民族大多靠山而居, 仡佬族居住在山谷, 布依族、侗族、水族沿水分布居多。

相比于我国经济发展,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 这就导致其人口的城乡构成与发达省区有明显的不同, 即乡村人口多, 城镇人口少。 发达省份人口城乡分布是:城镇人口分布多, 农村人口分布少。 贵州的各个民族的世居地在农村, 从事传统的农业, 城镇化水平不高, 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今文化水平差异造成的。 少数民族人口适应和习惯了传统文化和生活, 造成了他们文化素质水平偏低, 离开自己的世居地生活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 造成少数民族分布在农村县城居多, 城市较少。

4. 贵州主要民族 ( 人口数较多的民族) 妇女活产子数量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根据表4 可以看出, 贵州15~50 岁的妇女活产子数量与其受教育程度的密切关系。 文盲半文盲妇女活产一个子女的比重是12.76%, 多胎生育即活产三个级三个以上的比重高达56.45% 超过一半以上的妇女是多胎生育。 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妇女活产一个子女的比重高达93.56%而生育三个以三个以上的比重最低, 只有0.35%。 受教育水平对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影响最大是从初中开始, 活产一个子女数量从小学的23.53%上升到初中的48.88%, 增加23.35 个百分点, 增长了1.07 倍。 活产三个子女的比重从小学的38.33% 下降到初中的18.41%, 下降1.08 倍。 受过大专以上文化教育的妇女生育多胎的不足1% , 可以说大专以上妇女基本没有多胎生育。

通过表4 分析发现,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生育率大大降低, 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单位:人)

四、贵州民族教育与民族人口的联系

1. 教育与再教育提升就业层次

贵州少数民族劳动者中, 受教育高者不仅有着广泛的工作选择权, 即使未能从事到能力所及的工作, 也可以从低就业甚至从低几个层次就业。而受教育低的劳动者, 不仅就业范围受限, 如果受教育水平处于最底层有可能会面临失业。这个时候如果劳动者无论是主动的接受教育还是被动的再教育, 都有获取扩大就业范围和更高等级就业的机会。

2. 借助教育平台推进人口合理分布

贵州的少数民族分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城镇化低并居住偏远。 一般情况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会选择从经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 因为城镇化高的地区有更健全的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工作机会甚至更高的薪酬。 然而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迁移到城市的可能性就很低, 除了固守在农村传统作业外也没有从事较高层次工作的能力, 城市即便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也不能成为迁移的动力。 如果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要借助教育的平台增强民族地区人口的就业能力, 吸收合理的人口数量进入城镇, 科学的促进城镇化发展。

3. 伴随教育水平加深对生育思考

民族地区活产子数减少, 生育意愿低, 生育率持续走低在一定时段内可能是符合省情的, 但是从长远来看, 除了政府的主导外每个家庭内部也应该思考与家庭相匹配的生育模式, 这不仅是每个受过教育人口的义务更是为了民族长久发展传承的责任。 一般来讲受教育低家庭对孩子的抚养效用停留在养老的效用和劳动力效用, 而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会考虑除了物质效用外的精神效用, 更多层面关注的是孩子的素质。 由于受教育水平不同, 分布地区不同, 家庭收入不同等要素每个家庭都具有差异性, 具体生几个孩子既可以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又满足家庭的精神需要, 是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和深思的问题。

五、总结

综上所述, 贵州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提升民族人口素质的同时也渐渐的改变这少数民族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存理念, 使少数民族人口能够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工作。在推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同时扩大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层面并对贵州省产业升级起着有效的推进作用, 更为少数民族人口的生存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遇和选择。

贵州省是个少数民族大省, 少数民族人口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问题应该更应该加大关注力度, 在教育资源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优化分配, 鼓励支持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的同时不落下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再教育的步伐, 对待少数民族子女上学问题不止要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 还要设立适合贵州省省情的民族教育体系, 为民族人口素质与民族人口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孔令忠.贵州教育史[M].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3]袁利平, 张进清.贵州省民族学校教育发展状况调研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报, 2007.

[4]刘灿江.贵州民族教育发展浅析[J].理论与当代.2004.

[5]石人炳, 等.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民族学研究 第5篇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演进中，经历了由嫁接到互动发展的漫长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民族传统节日是连接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形式，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的互动发展是其文化的共性所决定的，它伴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 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中共同发展。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节日；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077-05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宝库中，都蕴藏着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传统体育，这些具有浓厚民族风格和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传统体育，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加强民族团结，活跃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P129-133)。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民族传统节日是连接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形式，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为此，两者的交融是其文化的共性所制，它伴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中互动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民族传统节日的内容不断更新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进一步普及提高，如何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为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已成为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在一定范围所开发的具有浓郁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而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中一棵璀璨的明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它深刻地反映着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特征、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传统体育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被融入了年发节庆的活动中，成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使节日活动的内涵更加充实，而且使节日的内容更加健康丰富。

1.起源

传统节日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结构，又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现象[2](P195-295)。每个节日的起源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动人的传说、独特的情趣和神秘的色彩。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农业国家，在远古时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固守一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着缓慢但具有很强季节性的农耕生产，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和生活节奏，人们在一年四季的辛勤劳动中，获取丰收的成果。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需要寻求欢快的娱乐来满足心理的愿望，以求得上天的保佑，风调雨顺、吉祥如意、身心健康，于是形成了诸多含意不同的传统节日和内容丰富的体育活动。传统节日类型主要分为祭祀性、纪念性、社交性等等，而节日中的传统体育有娱乐观赏性的、强身健体性的和赌胜竞技性的等等。传统节日即有一定的风格模式，又有不同的礼仪活动。民族传统体育是各族人民传统节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内容，而各种传统节日则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提供了最佳的活动场所。

2.民族传统节日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良好的展现平台

民族传统节日活动与民族传统体育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演进中，经历了由嫁接到互动不断发展的漫长过程，两者的互融性和互促性更加明显，这是因为：①在人类诸多的文化现象中，体育是一种最容易沟通人的思想、最容易被大众接受和喜爱以及促进相互认同的社会文化形式，而民族体育更具特色[2]。为此，在现代文明社会，体育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高度重视的青睐。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和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渴望回归自然，到风景优美的边塞，去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和原始古朴的民族风情及趣味醇真的民族体育。②现代民族传统节日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渐加深，覆盖面增大，对节日中的体育活动提出了多功能和大众化的更高要求，使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内容即丰富多彩，又突出节日主题，充分显示出民族的文化特色，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③在民族欢乐的传统节日里，要举行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与此同时还要进行盛大的经济贸易活动。如彝族民间的“火把节”，是彝族人民进行体育活动和节日庆典的民族传统盛会,精彩激烈的摔跤、跳火绳比赛与民间歌舞引来了四方宾客，同时举办的各种经贸易活动更是热闹非凡，欢乐的体育文化氛围为民族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以民族传统体育为桥梁，“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招商引资、经贸洽谈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增进身心健康，促进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内外经济贸易交往，而且使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传统体育由一种文化形式变为一种有效资源，直接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充分发挥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效应，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功能和大众化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促使民族传统体育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方位进行重塑和改造，从而来满足传统节日中对传统体育的内在需要。

在民族传统节日中，为扩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民族文化宣传力度，要着重在活动项目上增强其健身性、娱乐性和竞技性，使节日气氛更加活跃。所组织的大型体育表演，体育比赛和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学习和培训，起到扩大影响、广泛宣传、普及推广，提高知名度的作用。民族传统节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可展现的平台，使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通过民族传统节日内容的不断更新从而实现：改造――重组――展现――再改造――再重组――不断完善的互动式发展。

3.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了民族传统节日的内容

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表明：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各族人民为了适应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因地理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各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和具有民族传统风格和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藏族“那达慕”的骑马射箭；赫哲族“乌日贡”的游泳、拔河；白族“三月街”的斗牛、赛马；彝族“火把节”的摔跤、跳火绳；苗族“龙船节”的抢花炮、踢键子等等。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特有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伴随物，滋养于各民族的社会风习、生活方式的土壤中，具有民族性、地方性、传承性、实用性等特点。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有较高的技击性，而且还表现出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情，其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趣味醇真，简单易行，在民族地区得到广泛开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传统节日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传统节日中的民族体育活动起主导作用，其内容的丰富程度限制着传统节日对其它活动的可选择范围，因而传统节日中体育活动有效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节日的体育活动。如：被誉为“洱海边上的广交会”的“三月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白族传统节日，在这个欢乐的民族传统盛会里，威武的霸王鞭和精彩的赛马、斗牛以及具有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宾客和世界各国朋友，这些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极大地丰富了民族传统的节日内容。由此可见，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只有符合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需要，迎合世界体育发展潮流，以满足大众的多功能需求为目的，对传统节日中的民族体育进行超前性发展，才能为民族传统节日提供更加丰富的活动内容。

三、对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互动发展思考

在现代文明社会，体育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民族体育是国家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民族传统节日的内容不断更新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进一步普及提高，如何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为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已成为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要实现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首先要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用科学的理论对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挖掘、整理、更新和转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关系。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注重对两者的生存与发展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要清楚的看到两者的互融性和结合点，树立正确的互动发展观念，加强政府与体育、文化等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并达成一定的共识，统一思想。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要以促进两者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在正确统一的思想驱动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的互融、互动和互促，使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向科学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2.以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其最终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无论是民族传统节日活动还是民族传统体育，最终的目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一般来说，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具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身心健康，繁荣经济、宣传民族文化，迎合民俗民风等多种功能。加强民族团结主要是通过民族传统节日活动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形成统一的民族爱国战线；而促进身心健康主要是在传统节日中，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达到增强体质，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目的；实现经济繁荣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提高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宣传民族文化主要是提高人们的民族文化素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迎合民俗民风就是为了满足各民族人民的精神需求。由此可见，传统节日的体育活动是直接服务于人的健康与体质。为此，利用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对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政策导向为支持

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效果，政策的支持力度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传统节日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直接受到经济的制约。为此，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应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大力支持，采取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体育经费的投入，实行国家、企业、集体、个人等多种渠道集资，减免民族传统节日中某些活动的相应税收等措施，实地解决经费问题来激活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大力扶持民族体育事业，为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政府应协调有关部门对节日活动的组织宣传、场地设施、节日用品提供充分的保障，并发动各部门、各单位、各团体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利用进行总体规划，并对其所开发的项目进行安全检查，以保证节日活动的有序进行与规范的执行。另要抓住传统节日中体育活动的机遇，在政策支持和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场地设施等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培训、推广和普及工作，建立建全基层的体育机构，完善管理体制，培养一批具有对民族体育进行实际操作的专业人才（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失时机地通过节日体育活动把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普及推向高潮，努力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跨越式发展。

4.以开发社会效益为出发点

研究民族传统节日中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选择、重构、改造与创新和民族传统体育对民族传统节日的作用与价值，必须站在发展的高度，以市场经济为向导，本着体育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传统节日与民族体育彼此改革及相互吸纳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传统体育既有本土体育的主要成分和精髓，也包含着外来文化的因子，具有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双重性。改革与创新的着重点应放在开发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上，在不影响节日内涵的前提下，去劣存优，增加社会价值大而效益高的成分，提高节日的社会效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选择、重构、改造与创新，更要突出它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对项目进行全面的分析、综合、吸收、转化及创新性开发，使节日所选择的内容既能有效地满足节日的需求，发挥其功能作用，又能最大限度地显示体育的社会价值，达到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体育的目的。在民族传统节日的规模上，要大小结合，以小型多样为主，尽可能使大众都能直接参与活动。在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上，要结合实际，突出社会效益，即可组织各种形式的民族体育表演和竞赛，也可组织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符合节日内涵和民俗民风的民族传统体育健身娱乐活动，供大众参与健身娱乐，从而实现以民族传统节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更新与普及，同时又以民族传统体育的蓬勃发展来推动民族传统节日的兴旺繁荣。

5.形成产业组织结构

要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的互动发展，必须改革重组管理机构，形成规模宏大的民族产业经济，建立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平竞争制度，使民族产业经济的经营者与投资者都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合理的配置资源。要利用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的优势，将分散或面临衰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商业包装，推向市场。要把具有较强潜力的经济价值高的如新疆的“达瓦孜”、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蒙古族的“赛马”“摔跤”、满族的“珍珠球”、侗族的“抢花炮”以及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具有实战对抗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形成民族体育产业经济，以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在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初期，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应采取相应的对策，鼓励各投资主体进行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商业性开发与利用，并建立一定规模的产业组织。产业组织应具有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法人资格[3]，成为体育市场的主体，负责在传统节日中组织规模较大的民族体育比赛和运动会、发行体育彩票、组织观众有奖竞猜活动，既承担体育经济人的职能，他们的经营行为从微观上保证体育产业具有内在的市场动力，而在宏观上则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6.培养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专业人才

要促进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发展，就必须提高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的知明度，营造节日气氛，突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色，增加运动项目的对抗性、技能性、惊险性和表演性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和消费，体验传统节日中的民族体育哪原始古朴、趣味纯真、具有民间风情的刺激动态。为此，要注重对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专业人才的培养，从少数民族中选派出一批优秀人才进行本民族的体育项目训练[4]。这些优秀人才不仅具备高超的技能和技巧，而且要具有非凡的组织观众积极参与能力，使观赏者在回归自然、欢乐而惊险刺激的气氛中心旷神怡，积极参与和尽情消费。

四、结论

1.在人类诸多的文化现象中，体育是一种最容易沟通人的思想、最容易被大众接受和喜爱以及促进相互认同的社会文化形式，而民族体育更具特色。在现代文明社会，体育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民族体育是国家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为此，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体育，是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重要途径。

2.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的互动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存在。民族传统节日是连接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形式，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为此，两者的嫁接是其文化的共性所决定的，它伴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中互动发展。

3.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只有正确认识两者的互动发展关系，坚持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进行研究改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的互融、互动和互促，才能实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节日向大众化、科学化、高效化方向发展，才能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民族学研究 第6篇

中国汉文苗学文献历史悠久，成果丰富，汗牛充栋，国内基本情况较易了解，但国外苗学文献的情况，却较少为国人所知。为此，在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海外苗学文献分布、搜集、整理与研究情况。海外苗学文献是国际学界对苗族研究长期累积的结果，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778年到19世纪末，可称之为海外苗族研究史上以“粗描”为特征的“开创期”。1778年，法国汉学家钱德明（Joseph Amiot）用法文写就一篇专门讨论苗族的文章，在西方学界开启了海外苗学研究的先河。自此以后，英、法、美、日、俄等国陆续出现了关于苗族的记录和研究，尤其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加大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和渗透，西方国家关于苗族的文献资料在数量上明显增长。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等院校图书馆苗学文献专家的不完全统计和估计，这一期间论及苗族的西文文献估计至少在300种以上。在这些早期的苗族研究文献中，主要是西方的传教士、军人、探险家、学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辅之以他人的文字记录来描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苗族的“奇风异俗”和生活状态，其代表人物有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w.Lockhart）、艾德肯斯（J.Edkins）、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裨治文（E.C.Bridgeman）、传教士暨语言学家卫三畏（S.W.Williams）等人。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75年东南亚部分苗族开始移居西方国家为止，是海外苗族研究史上以“详记”为主要特点的“发展期”。此一阶段，海外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风俗描述，而是对苗族的仪式、物质文化、心理意识和民间文艺等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和分析，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达到千种以上，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譬如，无论是英国传教士伯格理（s.Pollard）和克拉克（s.R.Clarke）关于云贵苗族的记述或者法国传教士萨维纳（F.Savina）对东南亚苗族的考察，还是美国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等人对川苗的考察，都较有深度；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苗族研究更注重细节的描述，而且善于比较分析。法国学术界在老挝和越南开展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出版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报告，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苗学专家，在越战结束前的很长一个时期里一直在海外苗学研究中独领风骚。第三个时期为海外苗族研究的“拓展期”。随着1975年越战结束后，大批老挝苗族作为战争难民移居欧美，使苗族研究成为海外民族学研究的热点，成为国际上的显学。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苗族研究的英文学术文献中，仅硕博士论文达3000多篇，著作至少千部，期刊论文上万篇。这种状况也刺激了东南亚的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苗族研究的发展，近30年来出现了大批泰文、越南文和老挝文出版的苗学论著。此外，随着RPA国际苗文书写系统在海外苗族中的传播流行，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在最近三四十年里印刷出版的苗文著作和文章数量已成千上万。

俗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更好地研究苗学，就必须对上述已有200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多语种文献资料具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否则我国民族学界的苗学研究将会陷入无法与国际苗学界进行学术对话、与国际学术主流无法接轨、只能“自说白话”“闭门造车”的尴尬局面，很难在学术水平上取得显著提升。因此，对200多年来海内外苗族文献资料开展系统的收集整理、述评和批判性研究，已是摆在我们学者眼前的一项势在必行的重大任务。深入了解海外苗学文献资源的分布，开展世界苗学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研究，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苗学界，这项工作对于山地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也必将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反思学术史和寻求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参考借鉴。对海外苗学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可为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人类学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架设了一条便捷之道。为了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文化软实力，国家制定了“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苗族分布于世界各地，苗学人类学天然具有世界性、开放性，使其不仅成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的最佳切入点之一，还可以成为中国民族学走出去、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前沿阵线之一。因此，系统地对西方苗学研究文献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和批判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学术话语体系及其在苗学民族志领域的具体呈现。苗学文献作为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一种镜像，不仅可以使我们沿着这条主线勾勒出古典人类学、现代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的历史轨迹与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者研究实践的关键场域之一，中国苗学和海外苗学透过各自以文献为载体的历史镜像，还折射出东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者在研究范式和理论话语方面的异同、交锋与对话，为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快速、准确、全面地了解世界苗学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方法、学术倾向与政治立场，打开了一条捷径。对世界苗学文献资源开展集成式的收集整理和知识考古学式的批判性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找出这“两个世界的最佳”结合点（即西人常说的“the best of the two worlds”），在继承中国本土苗学研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既可以避免“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又可以摆脱民族主义的囿范，在世界人类学学科体系中正确定位，推动中国的山地民族学和山地人类学积极平等地参与到国际学术主流中去，使中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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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贵州是中国苗族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从人口上看也是世界苗族的中心。基于我们对于与苗族和瑶族这两大世界性山地民族相关学术文献资源所具重要意义的认识，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自从创院伊始，就成立了“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组织人员专门从事海外苗瑶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为了更有效地整合相关的学术翻译力量，研究院还协助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建立了“海外苗瑶学术文献翻译研究中心”，选定了10多本西文苗学名著作为首批“海外苗学名著译丛”，目前大半都已完成了翻译，进入了译校阶段，预计不久就可交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和“海外苗瑶学术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组织人员广泛收集了200多年来苗族研究方面的以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撰写或出版的文献资料，编写了“世界苗学文献资源丛书”，包括了《二十世纪海外苗学英语文献综录》《中国苗学文献资料题录》《百年来日本对苗族的研究》《俄语学界苗族研究文献题录与述评》《二百年来法语苗学文献题录与述评》《德语学界苗族研究文献题录与述评》等等，也写出了一批很有学术新意的文献述评和批判论文。本期栏目特地从中筛选了4篇论文来公开发表，分别是蒙昌配、龙宇晓的《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中的文字学圭臬——阎幽罄的中国苗族文字史研究》，王薇的《美国苗族英语文学研究文献述评》，何源远、龙宇晓、李国栋《日本苗学文献史略》，龙正荣、石锋、潘运、胡展耀的《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海外苗族文献资料研究构想》。

蒙昌配等人的《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中的文字学圭臬》一文是其系统收集整理海外苗文研究文献资料过程中形成的系列成果之一，对瑞典学者阎幽罄（J.Enwall）以英文撰写出版的关于中国苗族文字发展史的鸿篇巨著《神话成现实：中国苗族文字史》（上、下册）进行了深度解读，不仅分析了该著的主要观点，阐述了它的重要学术贡献，点评了缺陷与不足，而且还着重指出了它对于中国苗族文字研究及发展的启示意义。王薇的论文是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苗族英语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国内外范围内首次对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在美国苗族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对我们深入了解海外苗族英语文学研究在苗学中的地位、海外苗学发展走向，特别是对于我们开展海外苗族文学的文学人类学研究，颇有裨益。何源远等人的《日本苗学文献史略》对百余年来日本学术界研究苗族而形成的文献资料展开了梳理和述评。基于其所搜集整理的学术文献资料数据，作者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百年来日本苗学的学术发展史，揭示了日本苗学研究文献在主题选择、理论架构、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来的基本特点。这项工作在国内外都属首次，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龙正荣等人的《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海外苗族文献资料研究构想》，试图在苗学文献资料研究领域探索新的方法，明确提出：对于200年来海外苗族研究形成的大量文献资料，应采取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从海外苗族文献的数量、内容、来源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便深入挖掘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中的知识结构、特征、规律，把握其知识发展趋势；这样的研究对于加深对海外苗族文献的认识，促进中国苗学研究国际化和强化苗族的国际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综上所述，这4篇论文的作者们对200年来海外苗族文献资料中的一些重要进行了搜集整理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述评，相信他们的论文能够加深我们对海外苗学文献资源的了解，有助于推动山地民族研究领域的海内外学术交流和对话，为中国山地民族学与国际学术主流的接轨和同步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责任编辑：曾祥慧]

民族学研究 第7篇

关键词：边缘精英,士绅,民族精英,“中心-边缘”体系

在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里, “精英”一直被理解为把握着其所在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关键群体。研究者们在对某一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时, 也往往会对将研究重点放在所研究群体的的精英之上, 以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 人类学学者似乎更乐于关注处于那些“边缘”群体中的精英, 而这样的“精英”往往会被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直接归于“非精英”的范畴里。这种对于“边缘精英”的关照, 也与其同时兼具“中心”、“边缘”身份特征直接相关。在本文中, 笔者将通过分析人类学对“边缘精英”研究中的两种代表研究模式, 来对这种“边缘精英”以及其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理上的意义做一探讨与反思。

一、“精英”与“边缘精英”的内涵

作为一个被多学科研究的概念, “精英”在学理上的内涵非常宽泛, 不同学科、研究者都对何谓“精英”的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见解。不过对“精英”最早的系统研究出现在政治学领域。自政治学产生以来, 许多学者对“精英”的界定标准进行了探讨。基于对权力、资源分配的关注, 政治学视野下的“精英”常被定义为是在某一群体中占据正式权力位置, 或是掌握着稀有资源的群体。与这些掌控权力与资源的“精英”相对的, 便是接受领导的“非精英群体”。可以说, 在政治学领域内关于精英的研究中, 无论是精英循环论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精英循环更替的决定作用的强调, 还是再生产理论对于不同精英内部生成与外部更替机制的论述, 亦或是精英组织论对精英的组织特性及其群体本身的异质性的关注, 都是建立在学者们的“精英-非精英”的基本社会图景的设定上的。换言之, 这些理论对于“精英”的内涵已有一个明确的阐述:精英是统治群体, 并行使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享受权力占有带来的利益。

这种基于权力的分配状况而构建的精英概念及以“精英-非精英”为基础结构的社会、文化图景也影响着人类学关于精英的研究。不过, 人类学所强调的是通过对“他者”进行考察求得对于“自我”本性的关照。这种对于“自我”及“他者”的关注, 也使得人类学的学者们着眼于“中心”与“边缘”的相互关系。因此, 人类学领域内的精英研究所针对的往往是“边缘”的群体里的“精英”。这些“边缘精英”一方面是“非精英”的“中心”, 一方面却又因为被排斥于真正公认的“精英”范畴之外而处于“边缘”地位。因此, 这种身份上的二重性也成为“边缘精英”在学术讨论中的标签, 这也使得民族学、人类学对于“精英”的研究中始终贯彻着对“中心-边缘”结构的探索与反思。

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 学者们对“边缘精英”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在笔者看来, 基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 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家对于“边缘精英”的研究重要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式:“士绅”模式以及“民族精英”模式——这两种研究模式本质上都是针对所谓“边缘精英”在身份上的“双重性”而展开的。不过, 这两种研究模式对于“边缘精英”身上“双重性”表述, 却又是扎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图景之上, 这也使得同为“边缘精英”的“士绅”与“民族精英”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二、“士绅”与“少数民族精英”:人类学视野下两种不同的“边缘精英”

作为一个拥有社会特权, 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群体, “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中的一个类别。与进入到国家官僚体系的“士大夫”阶层不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士绅”的权威带有着强烈的“地方性”。在费孝通先生看来, “士绅”的存在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双轨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套用古人“江湖”、“庙堂”的比喻来形容“士绅”所处的社会地位的话, 他们实际上便是介于“庙堂” (国家) 和“江湖” (乡土) 之间的精英群体。

因为这种“士绅”身份上的双重性, 使得学者们对于“士绅”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对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展开的。在许多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笔下, “士绅”即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代言者, 同时也是乡村社会中自治团体的代表。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 杜赞奇便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下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专门探讨, 并提出了“权力经纪”的概念来描述“士绅”的存在对于所谓“庙堂”与“江湖”之间互动关系的功能与意义。杜赞奇指出, “士绅”在采用“保护型”还是“掠夺型”权力经纪模式上所作出的选择可以说是直接决定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究竟能否维持稳定的互动关系的关键因素。

因此, 在人类学的中国社会研究而言, “士绅”研究自然也占有了重要地位。学者们对于中国“士绅”的关注重点, 主要还是“边缘精英”本身所具有的的身份双重性而导致的其在勾连社会不同阶层、群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这种“士绅”式的“边缘精英”研究视角更多是立足于对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价值观念之探讨上的。不过, 在此种“士绅”研究之外, 学界对另一种类型的“边缘精英”——少数民族精英也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这种对于少数民族精英的关注, 与中国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构建过程密切相关。

尽管“中国56个民族”的说法早已得到官方确认, 但在很多学术文献中, 对于“民族精英”的分析往往也被局限于对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这样一种称呼上的混淆, 实际上也反映了少数民族精英所具有的“边缘精英”特性。不过, 与对“士绅”的研究不同,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精英的关注, 主要集中在他们是如何构建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之上的。所谓少数民族精英指的是那些深谙民族文化精神, 拥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和资源,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的生存及发展方向的人。少数民族精英在内涵上与前文中对“精英”的定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不同的是前者是有一个明确的“民族”的边界来加以界定。可以说“民族精英”的地位维持实际上也与本民族身份认同的独特性与稳定性息息相关。因此, 无论不同民族的“民族精英”有何种差异, 其所有基于本民族利益的行动实际上都参杂有维护或确立民族身份认同的色彩。这也使得相对于“士绅”而言, “民族精英”的研究是往往与民族身份认同乃至与民族关系研究相关。

对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 “民族”的概念带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在中国一个民族身份的确立是需要官方的认可。这也意味着对于处于“边缘精英”地位少数民族精英而言, 他们在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中更需要面对来自于官方乃至于其他群体对于本民族身份的界定。因此, 少数民族精英实际上经常需要协调本民族对“自我”的认识与来自外界的“官方”界定之间的关系。因此, 相较于“士绅”而言, 少数民族精英在身份层面上的“双重性”更多的是存在于话语层面上, 其需要协调的并非不同群体的互动, 而主要是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差异。所以对少数民族精英的分析更多的是集中于其在话语体系中的“双重性”上, 这也使少数民族精英研究模式成为了有别于“士绅”研究的中国“边缘精英”研究的另一代表类型。

三、“天下”与“民族-国家”:两种“边缘精英”所体现的对“中心-边缘”体系的不同表述

“士绅”和“民族精英”可以说都是人类学对“边缘精英”研究的重要代表类型。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两种“边缘精英”都带有某种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双重性”, 但这种“双重性”却又有着意涵上的根本差别。具体说来, “士绅”身份上的“双重性”是基于在社会结构上的层面上的;而少数民族精英所带有的“双重性”则来源于其在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协调者”角色。在笔者看来, 这两种“边缘精英”身份上“双重性”差异的根源, 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下”观与基于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观念下对于“中心-边缘”认识上的根本差异。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体系下,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知识分子对于“天下”实际上是有一种“大一统”式的构想。在这样一种秩序下, 权力、知识 (礼) 的生产都来自于一个确定的中心。从政治上而言, 这样一个中心即是“天子”, 而统御在“天子”之下则是接受“教化”的民众。至于那些未受教化的“蛮夷”, 则是这个“天下”体系的“边缘”主体。所谓“中华”, 便是有别于这些“蛮夷”的文化中心。无疑, 在这种“华夷之辨”下, “文化 (生活方式) 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这种“华夷之辨”强调的并不是种族以及体质等先天性的不同, 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若要在这一体系里处于中心地位, 则必须去掌握所谓的“礼教”, 并有能力成为其传播者。因此, 历史上的“蛮夷”, 无论是作为朝贡者, 还是作为征服者都有一套关于“中心-边缘”体系的认知, 然而其如欲成为“天下”的中心, 都须去接受这种以“天下”观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因此, “华”与“夷”实际上都已被“天下”的观念统合在一相对统一的话语体系中来。

在这样一种“天下观”之下, 所谓“华夷”, 即“中心”、“边缘”之间的差异变成为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差别。而“士绅”便是这样一种“天下”观下的“边缘精英”代表:“士绅”一方面是地方性的精英, 但同时其地位又仰仗于国家政权的扶植与承认。因此, “士绅”与自身身份上的“双重性”是缘于其在“国家”与“乡土”之间的中介地位。与处于“天下”图景下的“士绅”不同, “少数民族精英”的身份上的“双重性”的来源, 则是与“天下”观有本质上差别的“民族-国家”观念。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 “天下”观念是基于东亚地区“四周有自然屏障, 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的地理条件的。在交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 处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位的先人以自己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中心来构建“天下”体系。然而自19世纪开始, 随着中国的一步步沦落, 中国的统治者及知识分子开始放弃“天朝上国”的定位, 并重新思考到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的位置。这种“天朝”定位的消解, 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原有的对“中心-边缘”认知的转换过程。在一些学者眼中, 这种转变的最终成果, 是将原有的“中华帝国”强行套进了“民族国家”的“紧身衣”中来。

在“民族国家”这套“紧身衣”的最大影响, 便是将“华夷之辨”体系下疆界模糊的封建帝国“中国”, 逐步转化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原来的“蛮夷”则变成了“少数民族”。无疑, 这样一种转变所意味的是在“中心-边缘”认知上的变化: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下, “华夷”之间的区别从“教化”程度上的差别转而被理解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相差别, 这也意味着各个民族之间开始获得在文化层次上相等的地位。可以预见到的是, 这种转变无疑让中国个多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了表达自身民族的关于“中心-边缘”知识的可能, 而这也意味这一种关于“中心-边缘”观的多民族表述的出现。当然, 由于民族间的差异, 不同民族对“中心-边缘”的表述在影响力上也完全不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 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流地位也在实际上造成了少数民族精英的“边缘精英”地位。少数民族精英需要面对的, 往往是不同来源的关于“中心-边缘”的认知体系——这些体系其中既有本民族的, 也有来自于其他民族尤其是主体民族对于本民族的看法。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民族国家体系下的“边缘精英”的少数民族精英, 其“双重性”根源是其对不同的话语表达体系进行协调的需要, 而非如“士绅”基于社会结构层次之上的身份“双重性”。

小结

总而言之, “士绅”与少数民族精英这两种分析模式所体现的, 是不同历史背景下国人的关于“中心-边缘”的不同认知。当然, 本文对两大“边缘精英”在内涵上的差异是讨论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学理层面之上的论述。在真实生活中的不同“边缘精英”在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可能因具体历史、社会境遇的不同而更加复杂。不过, “边缘精英”及其本质上所带有的那种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双重性始终不会改变, 这也是其为何会始终被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所关注的原因。对这些兼有“中心”、“边缘”特性的“边缘精英”加以关注, 既是对“精英研究”的重要补充, 也是学者们把握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切入点。

民族学研究 第8篇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从民族认同、民族团结、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四个方面阐述并解决什么是民族、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等, 让民族理论的研究更加具体化, 也为管理组织提供了一个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支撑。提出了民族发展的独特路径, 从而对民族理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迪。

1 促进民族发展的因素

1.1 民族认同与民族发展的关系

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国家所关注的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民族认同, 是指人们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可。”《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认为, 民族认同是双向的, 民族认同是维系民族成员之间、民族成员与民族群体之间情感联系的精神纽带, 在民族认同意识的作用之下, 民族内部就会具有向心力和内聚力, 而这种力量恰恰是解决民族发展的必然因素。

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程度与其发展有密切联系, 民族认同所产生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能加快民族和谐发展的脚步。因此, 一个国家需要达到民主团结, 社会和谐发展就要在民族认同上做足文章, 加强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感, 促进民族意识向同一个和谐的目标内聚。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同样提到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书中多处提到, “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 可以相互协调。”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统一, 是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和谐发展的基础。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统一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分析影响民族认同感的各因素。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一书中, 中总结出了影响民族认同意识的因素并列举了各种措施。强调将民族认同引向增强国家认同的轨道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促进国家认同的教育的开展, 努力培养公民意识。当然, 在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 民族政策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 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的关系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中提出“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互助合作的基础,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保障。”民族团结向来都是一个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也是每个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对于民族团结的研究即不能停止, 更不能动摇。这就决定了民族团结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绝不比民族认同弱。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从中国过去的民族团结历史出发, 到现代形式下的民族团结。以新疆、内蒙古、湖北等民族多聚集的地区为例, 分析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 提出政策调控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并且重点描述民族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在这样特殊环境下的中国, 团结的思想一直是维系国家统一、富强的重要的话题, 是国家发展的“主旋律”, 更是各民族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 民族团结思想又进一步发展, 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的滋长。《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以新疆为例总结出了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举措, 来解决各方面问题的存在。并且以此为基础, 讨论了政策的调控, 在书中提到, “民族关系调控中的政策是民族关系调控的基本手段, 是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必要手段和基本方式。”政策调控在民族关系中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 会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 统筹全局。不让民族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出现矛盾。政策调控, 在调和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大大促进了民族团结的发展与巩固。因此, 政策调控是民族团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

2 协调民族关系的措施

2.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我国各民族居住格局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需要特殊处理, 因此,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又能尊重和照顾各民族的不同文化习俗, 能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得各民族政治权利得到保障, 使各民族在地方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与愿望。人民实现了愿望自然会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又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情况来描述这项政策对于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同时, 也总结了新时期我国民族政策宣传所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2.2 有关于民族的各项工作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中, 以烟台、河南、内蒙古、新疆等地区为例, 总结民族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和新思路。同时, 又提出了有关民族工作的建议、对策等。让民族工作的研究进一步完善, 并有利于政策的调整和民族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研究城市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发现, 城市民族工作不能适应当前少数民族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需要, 书中总结出了“政策研究不深入、研究过于宏观、研究相对单一”等三项主要因素。

因此,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提出建议, 在促进民族关系发展中,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各部门也要联合起来, 具体落实各项工作, 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利益, 并共同解决民族问题。此外, 既要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法律法规、还要改进城市民族部门的工作, 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在城市的立足与发展, 充分发挥社区、民间社团和少数民族精英的力量, 并发挥精英的关键作用。

3 基本总结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 (2010) 是一本理论研究型的论文集, 是通过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共同研究而产生的思想, 为我国政府完善民族政策提供了新的借鉴。新形势下, 各民族既是单个特殊的集体, 又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民族理论的研究即成为了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学研究 第9篇

关键词：民族院校,民族团结教育,途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搞好民族团结, 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是维护祖国统一,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但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分子, 利用民族问题一直在国内从事破坏活动, 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 破坏了社会安定, 扰乱了社会秩序, 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河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 有55个少数民族成份。省内有多所多民族院校, 有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如何加强多民族院校的民族团结工作, 寻找、发掘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有效管理途径, 进而确保多民族院校乃至河北省的稳定局面。课题组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一、多民族院校民族团结教育现状评估

课题组以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为研究样本。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是一所多民族院校, 是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曾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荣誉称号。该院现有在校生2014人, 其中藏族学生321人 (占在校生人数的15.94%) , 满族学生446人 (占在校生人数的22.15%) , 回族学生145人 (占在校生人数的7.2%) , 蒙古族学生52人 (占在校生人数的2.58%) , 另外还有部分朝鲜族、侗族、壮族、哈尼族、白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48.36%。学生民族成分多样, 既有散居少数民族又有聚居少数民族, 是典型的多民族院校,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研究中通过问卷, 对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的民族团结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评估。其结果显示:

从民族视角来看, 蒙古族、满族、回族等民族在河北省内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多, 民族观念淡化;而藏族同学的民族认同感比较强, 他们更愿意与本民族的同学交往, 更信任本民族同学, 与其他民族的同学交流得相对较少。从散聚居视角来看, 散居少数民族同学比聚居的更重视民族团结。从学生的政治面貌来看, 党员同学对民族政策了解较多, 更重视加强民族团结, 群众同学的民族团结有待加强;从任职情况来看, 干部同学和社团成员的民族团结搞得较好, 普通同学要差些;在宗教信仰方面, 无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同学更注重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工作做得也较好。

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途径方面, 发现社会实践、课堂教育、宣传引导和文体活动等都是有效的。比较而言, 社会实践和课堂教育是最有效的, 而宣传引导和文体活动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也不可忽视。在促进民族团结的活动和方式中, 学生也认为周末舞会、体育赛事、社会实践、文艺活动、社团活动、假期社会调查、辩论赛等都是有效的。

二、教学案例和活动案例分析

1. 教学案例分析

为找寻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有效途径和载体, 课题组选取了民族学生公共必修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教学案例研究样本, 通过案例的实施和学生访谈发现, 有72.3%的同学认为非常有必要开设此课。有46.2%的同学认为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民族团结教育的渗透做得好, 有47.8%的同学评价为一般。总体而言, 在多民院校开设诸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思想政治课程是可以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欢迎的。但开设此类课程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年级、专业、文化层次等方面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切不可一刀切, 全校一套教材。同时, 这对教师也有更高的要求, 授课教师既要具有一定的亲和力, 又要有丰厚的学科知识, 还要掌握一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如能具备56个民族的相关知识, 课堂气氛会更活跃, 会得到更多学生的喜爱。此案例为制定出一套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提供了依据。

2. 课外活动案例分析

课题组组织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专项教育活动, 作为课外活动样本案例。活动共有14个自然班参加, 占全校班级的42.4%。活动开展顺利、圆满, 活动形式丰富多彩, 别出心裁。有的班级以包饺子的形式拉开活动的序幕;有的班级以民族大联欢为活动的主体;有的班级把学生带到校外, 不同民族的同学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活动中穿插诗朗诵、歌曲、舞蹈、小品等艺术形式, 结合影视资料欣赏, 使活动效果非常突出。此次活动的成功经验说明, 民族团结教育不拘泥于课堂, 不拘泥于形式, 可以让民族学生在多样的活动中沟通、交流, 增进友谊, 加深情感。但此次活动也有一些干扰因素, 如学生的积极性, 素材搜集, 经费筹集, 道具准备, 场地限制等方面, 但在辅导员的耐心讲解和帮助, 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 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上述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三、多民族院校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问题

1. 少数民族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

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直接反映了学生对民族问题的关注程度。学生对民族团结认识比较深刻的, 则民族观念淡薄一些;若学生对民族团结认识不到位的, 则民族观更强烈。在我们所做的368份有效调查问卷中, 有17名学生对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持无所谓态度, 占到4.6%, 还有一名学生认为没必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在问卷中有近20%的同学不知道“三个离不开”的准确内容。可见, 确有少数学生对民族团结的认识需要加强。

2. 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沟通

“对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饮食、服饰等”, “感兴趣, 了解较多”的学生有192人, “不感兴趣, 有一定了解”的有154人, “不关心, 也不了解”的有22人, 所占比例分别为:52%、42%、6%。究其原因, 有的学生是缺乏了解的欲望, 而有的学生是缺乏了解的途径, 为此开辟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平台, 加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是十分必要的。

3. 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存在障碍

“你会主动结交其他民族的朋友吗?”其中回答“会”的有158人, “随缘”的有205人, “不会”的有5人, 所占比例分别为:43%、56%、1%。追根溯源, 我们发现不同民族学生之间存在交往的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 甚至有一些狭隘的民族观存在。

4. 信息开放时代, 负面信息对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现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学生接受信息来源很广, 报刊、网络、电视等途径都可以使学生获得信息。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 电脑、手机、多媒体网络播放器等都是学生经常使用的工具, 网络中的不可控的负面信息极易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加强网络的监控和对学生进行理性、文明上网的教育, 是十分必须的工作。

四、对多民族院校的建议

1. 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 穿插一些民族团结教育专题内容

课堂是学生接受知识和教育的主阵地, 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主渠道。在多民族院校应开设以下课程作为必修课, 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 同时可穿插“马克思四观两论”“民族宗教事象概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主题报告会, 开展“宗教热点问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问题”“社会热点和民族事件解读”等专题讲座。同时还需培养、配备一支精通业务、肯于付出、熟悉政策、涉猎广泛的教师队伍。他们具有较高的把控课堂、把控学生的能力, 他们能够使枯燥的理论讲授变得生动而鲜活, 让课堂教学达到高质量、高效率。在这支队伍的引领下, 必修课程的讲授与其他课程的渗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可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 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这样, 多民族校园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将水到渠成。

2. 设立和拓展多种教育平台, 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有效路径

(1) 利用宣传阵地提高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配合课堂教学,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营造浓郁的民族团结教育氛围, 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积极影响。利用校园宣传橱窗、校园网、广播台等途径进行民族政策、民俗风情的宣传, 通过在楼道内悬挂标语、图画, 利用教室内的板报等形式营造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 增强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

(2) 坚持办好两所学校, 即青年团校和青年党校。它们是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 提高学生政治思想觉悟, 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是培养党、团积极分子和学生骨干的摇篮。利用丰富的影像资料, 结合通俗易懂、声情并茂的讲解, 普及党、团基本理论知识, 宣传党在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现阶段的方针、政策, 引导各族学生积极要求进步, 主动向党团组织靠拢。

(3) 认真组织好三次会议, 即每周的班会、团会和升国旗集会。它们是将民族团结教育日常化的具体体现。以必修课的形式每周固定时间安排一次班会、一次团会、一次升国旗集会。月月有计划, 周周有主题, 形式丰富多彩, 不拘泥在教室、学校, 使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真正入脑入心。

(4) 通过文体、娱乐活动加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通过“普通话加强班”,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说好普通话;成立“计算机提高班”, 由汉族学生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计算机的操作技能。少数民族学生也可利用课余时间, 教其他民族的同学学习民族语言和民族歌舞。通过这些文体、娱乐活动真正达到了民族交融。

3. 合理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 创新民族团结教育的体制、载体

(1) 与部队牵手, 共筑军民鱼水情。同军队院校、国防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通过走出去封闭训练和请进来集中培训, 有效地加强民族学生的国防意识, 尤其是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学生的爱国情感。

(2) 革命圣地西柏坡和首都北京可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基地。利用假期组织民族学生到西柏坡追寻先烈足迹, 举行入党、入团宣誓仪式;到北京参观长城、故宫、军事博物馆、中华民族园, 看升旗仪式, 瞻仰毛主席遗容等, 让学生亲身感受祖国的伟大昌盛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恢弘气象。

(3) 设立农村社会实践基地。利用暑假组织民族学生进入实践基地, 吃在农家, 住在农家, 了解党的开放政策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变化, 激励他们为家乡的发展建设而努力学习、艰苦奋斗。

(4) 创建河北省高新企业和重点产业项目实践基地, 组织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外省的学生举行“爱在河北”等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可组织同学们参观我省的一些知名企业和旅游景区, 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英利集团、龙江工业园区、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的厂矿企业、工业园区和直隶总督署、清东陵、唐山抗震纪念馆、山海关等多个人文景观、旅游景区, 每到一处便可与当地学生开展多民族学生联谊会, 加深了解, 增进感情, 感知河北, 感谢河北。

4. 整合与使用多民族院校多种有效资源, 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基本保障

(1) 不同民族的同学混合编班, 混合住宿, 同餐厅用餐, 加强不同民族同学之间的了解和交往。混合编班, 可以使他们之间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混合住宿, 可以使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朝夕相处, 互相照顾, 建立深厚的兄弟情、姐妹谊;同餐厅用餐 (回族和其他有饮食禁忌的民族除外) , 可以使不同民族学生之间学会尊重彼此的饮食习惯, 学会尊重他人, 促进民族团结。

(2) 多民族院校的服务人员要提高认识, 搞好服务, 尊重学生的民族习惯。如食堂的炊事员、管理员要根据学生的民族习惯合理搭配膳食, 言谈举止要避讳部分少数民族的忌讳;校医、后勤维修工人、宿舍管理员以及校园清洁工等服务人员也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工作的特殊性, 以学生为本, 关心、尊重学生以及他们的民族习惯。

参考文献

[1]李保堂、乔庆刚, 《把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当做生命呵护》[J], 《学园》, 2010. (2)

民族学研究 第10篇

1 民族传统竞赛项目在民族院校开展课程所面临的问题

1.1 课程设置单一

大多数学校的体育课程沿袭了传统的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 除了新课程的开启, 更是打乱了原有的教学计划。为了使民族传统竞赛项目顺利进入校园并让学生接纳, 有必要采取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道路, 把民族传统竞赛项目与学校体育课程所选择的项目做相应的转变, 要适应学生的学习目的, 适应学校的教学场所[1]。值得一提的是, 在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的基础之上, 适当地进行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改造, 这还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分管领导的大力支持。

1.2 师资力量紧缺

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师资力量相对紧缺, 教师的教学主要是西方现代化竞赛项目, 也有很多来自教师的转移等专业项目, 师资不强。研究发现, 从事民族传统竞赛项目教学的老师少之又少, 加之, 比赛项目开发有待完善, 使得民族院校难以有效开展传统竞赛活动。完善教师的在岗培训机制, 提高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有效学习。举办各类的民族文化师资培训班, 提高教师对相关民族传统竞赛项目所掌握的技能和理论知识水平, 激发教师的教学激情, 保障各民族院校传统项目的教学质量, 保证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性。

1.3 缺少合适的教材

民族院校对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开展, 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专门的教材也较少。如何才能使民族传统竞赛项目得到广泛地学习, 教师应做好基本的工作, 把满足民族传统竞赛项目和时代特征需求结合起来, 创造学生热爱的、符合学生需要的民族传统竞赛项目, 并将其写入教材, 引进各民族院校的体育课堂。

2 在民族院校开展民族传统竞赛项目课程的必要性

2.1 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民族文化

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地位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面对繁杂多样的国际文化, 中国想要在各国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异军突起, 就必须要重视和加强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建设[2]。对此, 要加强学校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民族文化, 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增强了各民族学生的民族凝聚力。

2.2 促进教育改革的需要

民族传统竞赛项目进入到学校中, 会丰富原来的体育教学内容, 提高学生的锻炼兴趣, 培养学生的体育锻炼能力和习惯, 提高学生个人的身心健康和人文素质。在各民族学校开展民族传统竞赛项目课程, 是发展传统教育的需要, 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需要, 是丰富教学资源的需要, 是培养学生锻炼习惯的需要, 更是国家教育事业改革的需要, 所以, 必须要在各民族学校开展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相关的课程。

2.3 增强学生个人身体水平,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学习民族传统竞赛项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智力水平、思想素质、个性修养和综合素质, 能够加深学生对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理解和认识[3]。

今天, 民族传统竞赛项目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 也是教育的一种手段, 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一种承载的精神。民族传统竞赛活动在学校的发展, 不仅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还有利于民族团结, 有利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丰富和发展学校的文化生活。

3 如何在民族院校开展好民族传统竞赛项目课程

3.1 多元化的教学内容

有许多种民族传统竞赛项目, 各种形式的, 主要是为了娱乐, 竞赛和节日习俗, 构成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民族传统竞赛项目在文化传播和继承中起重要作用。学科创新教育努力塑造智商和情商完美的和谐统一, 具体强调完美的理想人格, 民族传统体育培养创新目标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高水平。民族传统体育很是广泛, 它的培养目标也很是宏观的, 在课程上, 上课时间和教材内容非常少, 课程很单调, 这距离培养学生的竞赛能力, 还有很大的差距。

3.2 加强对教师团队培养

学术团队建设的关键是学科建设。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建设, 应该采取各种国家政府的优惠政策, 积极吸纳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学行列, 这对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实施民族传统竞赛活动的基础[4]。老师的想法一定是要提前的, 并且要敢于挑战和创新。适当地增加一些课程, 对学生的学习有一定的好处。必须符合新课程的理念, 应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生活经验、情感态度、知识需求、可接受性、实用性和价值观及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因素。

3.3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理念

必须符合教学改革课程的理念, 应该考虑到学生对生活、情感、知识的需求, 可接受性、实用性、价值观念和培养目标因素等方面的利益。须根据学校的地域特点、环境条件、学生情况等进行选择和应用。通过定期举办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比赛活动, 激发学生积极地参与进来, 并定期的进行赛前训练, 保证学生对民族传统竞赛项目的兴趣和热情, 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普及, 提高了其运动水平。

4 结语

现代民族传统竞赛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返回古老的传统竞赛项目, 不是简单的转换到体育的世界里, 是现代世界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民族传统竞赛项目课程进入各民族院校, 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 它对于各民族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办学特色和学校的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有利于提高学生在校的独立生活和对各项事物的应变能力, 是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团队精神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方法之一, 在学校体育教育的改革是中国总趋势的重要内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

摘要：近些年, 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 西方的一些竞赛项目慢慢传入中国, 各院校也开展了相关的学习课堂, 慢慢地都以西方现代竞技项目为主要学习目标, 民族传统竞赛项目也随之受到了冲击。民族传统竞赛项目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直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民族院校中积极开展将民族传统竞赛项目, 一方面体现着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得传承;另一方面体现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创新, 使得学生在传统竞赛项目中, 体验到深厚的民族文化, 体验竞技比赛中的体育精神。

关键词：民族传统,竞赛项目,开展现状,民族院校

参考文献

[1]汤立许, 蔡仲林.文化变迁视域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流变[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4) :67-72, 82.

[2]张小林, 白晋湘, 刘少英.少数民族村落现代化中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认同与需求的实证研究——来自湘西少数民族群众的声音与调查[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2 (2) :98-103.

[3]谢智学.在民族师专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其对策[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2) :107-110.

民族学研究 第11篇

关键词 少数民族鼓 传统民族乐队 打击乐器

一、我国少数民族鼓的种类

（一）朝鲜族长鼓

又称“杖鼓”。朝鲜族民间乐器。朝鲜族长鼓起源于印度的细腰鼓。公元4世纪时，细腰鼓通过丝绸之路传人我国中原，而后又东传朝鲜。隋唐时期，我中原称长鼓为“都昙鼓”、“毛员鼓”和“腰鼓”，当时虽未有长鼓之名，但实际已用于九、十部乐的天竺、龟兹、西凉、疏勒、高昌和高丽诸乐。宋代长鼓以“杖鼓”之名载人史册。到了元代，《元史·宴乐之器》对杖鼓记载尤详。近百余年来，杖鼓在我国中原逐渐销声匿迹，而在朝鲜族人民中广为流传，遂改名为长鼓。长鼓鼓身圆筒形，长70厘米左右，由一块木料（或多块木料拼合）车旋而成。两端粗空，中间细实，形成两个共鸣腔。两端鼓面直径大小不一，蒙皮薄厚有别。演奏长鼓时，右手执细竹条敲击，左手拍打。

（二）瑶族长鼓

瑶族长鼓，鼓身细长，呈两个倒接的喇叭状。又称花鼓，亦为古代细腰鼓类乐器之变体。流行于广西、广东等瑶族聚居地区。宋代，瑶族已使用长鼓，当时称铙鼓。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铙鼓，瑶人乐，状如腰鼓，腔长倍之，上锐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早在12世纪的宋代，瑶族人民已能制作长鼓。

（三）壮族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濮、越人创造的一种打击乐器，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之瑰宝。铜鼓多流行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广西数量最多，分布量最广。这种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距今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古时，人们把这种鼓用于祭祀和乐舞的伴奏，也用于传信报时婚丧活动战阵助威等。而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却把占有铜鼓当作富贵的拥有和权力的象征。所谓铜鼓就是用铜铸成的，它的鼓面直径约五十公分，高约30公分。鼓面和鼓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其音色粗犷宏亮，音量较大，鼓声可传送很远，具有震颤心灵之感。

（四）湘西苗鼓

湘西苗鼓是由鼓框、鼓皮、鼓钉、鼓槌等部件制作而成，框是用黄桑树干或杉木树干制成，皮是牛皮，钉是铁钉，槌是杉木干。在古代，苗鼓不是作为娱乐之物，而是祭祀通神、威镇鬼邪的神器。根据考证，苗鼓最先为掏空的树干和竹帮，以后又发展为铜鼓，到后来才用兽皮作响器，最终才产生了类似现代的苗鼓。

二、云南少数民族鼓在传统民族乐队中的应用

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其传统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为云南省文化增色不少。以下将结合几种少数民族鼓进行介绍。

（一）佤族木鼓

在云南佤族宗教祭祀中，木鼓是“通神之器”，是最神圣的祭器，今日，木鼓已经成为佤族心目中的吉祥物，每逢喜庆的日子里，人们总要跳起木鼓舞，抒发心中的喜悦，木鼓已成为佤族人勤劳、勇敢、团结奋进和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佤历“格瑞月”是举行全寨性拉木鼓活动的时节，即木鼓节。木鼓节头一天，头人和“魔巴”（祭司）带人乘黑夜赶到事先选好的高大红毛树下，举行念咒、驱鬼、祈祷等祭祀仪式，然后由“魔巴”率众人把树砍倒，并在树根上放下三块石头作为买树钱。而后根据需要的尺寸，截取树干，凿鼓耳、系上藤条。次日清晨，佤寨的男女老少盛装上山，一起拉木鼓，并歌唱“拉木鼓歌”。

（二）傣族象脚鼓

象脚鼓是傣族古老的民族乐器。明朝人钱古训1写的《百夷传》一书说：傣族“以羊皮为三、五长鼓，以手拍之”。“三、五长鼓”正是指的象脚鼓，其长度有三尺至五尺的意思，因鼓身形似象脚而得名，外形似一只精美的高脚酒杯。

（三）德昂族水鼓

水鼓也叫做水酒鼓，德昂语为“格楞当”，至今保山及德宏一带的德昂族还拥有这种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打击乐器。每当节庆祭祀、迎宾酬客之时，德昂同胞都要敲水鼓、跳水鼓舞。表演时，持鼓者舞同起。边敲边舞，并有持大钹、大链者伴奏伴舞，其间鼓者的鼓槌与钹者的钹盘不时绕出奇妙的花式，配合默契、变幻多端，让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其余人众则围绕成圆圈踩着鼓点载歌载舞，舞步以“单脚提步绕”为主，偶尔夹杂一些对跳和原地转圈等动作。浑厚、深沉的鼓声，庄重、热烈的舞蹈，为德昂山寨的各类喜庆活动增添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佤族木鼓、傣族象脚鼓和德昂族水鼓几种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鼓进行介绍。鼓的文化实际上少数民族的灿烂历史的见证，现在都在传统民族乐队得到很好的应用，对文化的传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期望通过对云南省鼓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下，能够更好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将这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江帆.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举行第四届艺术会演[J]. 人民音乐，1960（01）

[2]江帆，玉枫. 盛开在黔南的山花——贵州布依族民歌[J]. 中国音乐，1982（02）

[3]苏晓红. 黔东南反排木鼓舞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路向[J].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9（01）

[4]杨再祥. 试析贵州苗族笙舞文化的审美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1991（01）

[5]叶玉华，唐山，蘇维萍. 苗族：一个绣花衣戴银饰吹芦笙“跳月”的民族[J]. 中国民族博览，19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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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 第12篇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三个人数较为稀少的民族, 人口分别仅有13.24万、3.05万和0.82万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 其中54.37%的达斡尔 (71980人) 、87.14%的鄂温克 (26578人) 、44.20%的鄂伦春 (3623人) 都集中聚居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这三个民族的自治旗也都在呼伦贝尔。因为很多地区都找不到一定规模的研究对象, 故有关“三少”民族心理健康的研究少之又少, “三少”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更是属于空白状态[2]。我们抓住呼伦贝尔学院具备一定数量“三少”民族大学生这样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和优势, 对“三少”民族大学新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的创新性研究, 并根据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的正相关关系提出了促进民族认同和团结的措施, 以提高“三少”民族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对大学生活的适应。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 从呼伦贝尔学院2012级新生心理测试档案中选取所有“三少”民族新生的414份SCL90和UPI有效问卷, 其中涉及达斡尔族248人;鄂温克族142人、鄂伦春族24人。又根据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测评档案中选取1967份汉族新生的有效问卷形成对照组, 其中涉及女生1142人, 男生825人。

2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这些问卷是利用北师大与奥泰瑞格公司研发的瑞格心理教育信息化系统 (大学网络版) 中的SCL-90和UPI问卷进行团体在线施测的。被试是在不受干扰状态下, 能独立思考, 自我调控答题时间, 具较强可靠性。因SCL-90和UPI的数据分析结论基本相同, 故本研究只呈现了SCL90的部分数据。SCL90采用5级评分标准 (1~5分) , 依次表示为没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5种程度, 系统可自动计算总分、总均分、各因子均分和标准差等, 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还可按总分超过160, 阳性项目数超过43或任一因子分超过2筛选为阳性;任一因子分或总均分≥3或总分超过200, 筛选为中、重度症状者。另外该系统还有性别、年龄、专业、年级、民族、来源、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复读等周全的人口学信息的收集, 可把这些信息作为自变量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达斡尔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达斡尔族新生SCL90各项因子分和标准差与国内青年常模及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见表1。从中可知达族新生除了在精神病性、强迫、恐怖因子分上明显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外, 其它因子与青年常模没明显差异 (P>0.05) 。与全国大学生常模相比, 达族新生在各个因子上的平均分都明显低于大学生常模, 差异显著 (P<0.01或0.05) 。虽然达族新生心理健康状态明显好于大学生常模, 但我们同时也统计了作为这个学校主体民族的汉族新生对照组的情况, 发现达族新生在各项因子上的平均分都比汉族新生高, 尤其是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敌对因子上差异显著 (P<0.01) 。说明作为这个学校主体民族的汉族新生心理健康状态更好, 优于全国青年常模和大学生常模。我认为这可能和测试是在刚入学二十多天, 还没深刻感受到大学压力和各方面不适应时就进行的有一定关系。

达族组和汉族对照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也有差异。达族新生248人, 呈阳性88人, 占比35.48%;中重度症状者30人, 占比12.10%。而汉族对照组1967人, 呈阳性489人、占比24.85%;中重度症状者89人, 占比4.5%。达族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症状上的检出率都比汉族组高, 说明达族组各项因子分虽然总体不高, 但数据波动性较大, 很多人分数较低, 但也有部分人分数较高, 而这部分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2鄂温克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鄂温克族新生SCL90各项因子分和标准差与国内青年常模及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见表2。从中可知鄂温克族新生除了在恐怖、忧郁因子分上明显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外, 其它因子与青年常模没明显差异 (P>0.05) 。与大学生常模相比, 鄂温克族新生在各因子上的均分都明显低于大学生常模, 差异极其显著 (P<0.01) 。这说明鄂温克族新生在入学时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鄂温克族新生在各项因子上的均分都比汉族对照组高, 尤其是躯体化、人际敏感、敌对、偏执因子, 差异显著 (P<0.01) 。鄂温克组和汉族对照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症状上也有差异。鄂温克族新生142人, 呈阳性48人, 占比33.80%;中重度症状12人, 占比8.45%。而汉族对照组1967人, 呈阳性489人、占比24.85%;中重度症状89人, 占比4.5%。鄂温克族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检出率都比汉族组高, 说明鄂温克族各因子分虽然总体不高, 但数据波动性大, 有部分人的分数可能很高, 心理健康状况欠佳。

3鄂伦春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鄂伦春族新生SCL90各项因子分和标准差与国内青年常模及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见表3。从中可知鄂伦春新生在躯体化、恐怖、偏执因子分上明显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外, 在忧郁、强迫因子上低于青年常模。与大学生常模相比, 几乎各因子分都低于大学生常模, 差异极其显著 (P<0.01) 。这说明鄂伦春族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有自己的特点。且鄂伦春族新生在躯体化、人际敏感、焦虑、敌对、偏执因子分上都比汉族组高, 在强迫因子上比汉族组低, 差异显著 (P<0.01或0.05) 。鄂伦春族和汉族对照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也有差异。鄂伦春族新生24人, 呈阳性8人, 占比33.3%;中重度症状4人, 占比16.7%。而汉族对照组1967人, 呈阳性24.85%;中重度症状4.5%。鄂族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检出率都比汉族组高, 这也说明鄂族组各因子分虽然总体不高, 但数据波动性大, 有部分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4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民族间的比较

三民族间比较见下表4。从中可知达族和鄂温克在很多因子分上都很相近。虽然达族在躯体化、强迫、精神病性因子上比鄂温克族高, 鄂温克组在偏执分上比达族组高, 但这些差异都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只是在忧郁因子上鄂温克族比达族组高 (也比鄂伦春组高) , 且有统计学差异。这说明两者心理健康状态相似。鄂伦春族与前两者相比, 有一定差异, 尤其在躯体化、敌对、偏执因子上, 比前两者高, 前两者在强迫因子上比鄂伦春族高, 这些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我认为这可能和鄂伦春是最晚走出森林, 汉化较晚有一定关系, 也可能和鄂伦春族特殊的身体形态特点有关[3], 还可能是研究人数太少, 数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5其它影响因素研究

将三个民族组分别分为正常组和异常组, 以民族大学生的其它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专业、来源、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等为自变量, 作logistic回归分析 (数据略) , 结果显示只有性别因素对心理健康有明显影响, 具体情况见下表5。由表5可知, 达族男新生各项因子分都比女新生要高, 且在躯体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差异显著, 说明达族男新生心理健康水平不如女新生, 这和很多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性别研究结论有所不同[4]。鄂温克女生在忧郁、焦虑因子上和鄂温克男生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整体来说, 鄂温克男生比女生心理状态要好。鄂伦春族男生几乎所有因子分都明显比女生高, 差异极其显著 (P<0.01) 。

达族、鄂温克、鄂伦春三族女生之间相比, 达族、鄂温克族女生间相似, 只在强迫因子上有显著差别 (P<0.05, 鄂族女生高) 。鄂伦春族女生几乎各因子分都比前二者低, 尤其在强迫、忧郁、恐怖、精神病性因子上有统计学差异。达族、鄂温克、鄂伦春男生之间相比, 达族男生很多因子分都比鄂温克族男生高, 尤其强迫、忧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上有统计学差异 (P<0.01) , 而鄂伦春族男生几乎所有因子又都比达族男生要高, 且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在所有组里, 鄂伦春女生整体说来心理健康状态是最好的, 其次是鄂温克男生, 而鄂伦春族男生心理健康水平最差。

三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显示“三少”民族新生入学时心理状态较好, 除个别因子外与国内青年常模没明显差别, 且比全国大学生常模好很多, 但和这个学校居于主体的汉族大学生相比较, 情况就不容乐观。再加上“三少”民族学生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民族性格、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等原因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校里本身就容易出现问题, 因而应把“三少”民族大学生做为学校心理健康和民族认同教育的重点人群, 使他们较快地融入和适应大学生活, 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对“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宣传

由于“三少”民族有语言, 没文字。现在的大学生会说“三少”民族语的也越来越少, “三少”民族文化面临着被同化、转化甚至衰亡的危险, 因而学校要加强对“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如果有可能, 学校应引进一定数量的“三少”民族教师, 使“三少”民族学生在大学里能享受到本民族的教育与教学。其次在校园文体活动中, 要多营造“三少”民族文化的氛围, 通过展示“三少”民族文化中喜闻乐见的歌舞、射箭、摔跤等传统文体活动及丰富多采的民间美术、刺绣, 民族服饰展览等艺技, 使“三少”民族学生有机会在校园里接触到自己的民族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挖掘传统文化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文化状态和民族认同方面的研究, 对于创新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具重要意义[5]。

2加强对“三少”民族新生在学习、情感、日常行为规范、社会化发展和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文化信仰等原因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校里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因而应加强对“三少”民族新生学习、情感、交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关心和引导, 使他们能快速调整自我和改变认知, 增强生活能力和适应技能, 学会自我保护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接纳、认同、团结汉族学生, 摈弃狭碍的小民族意识, 争取快速地融入到学校的大氛围之中, 实现民族认同和融合。

3加强对“三少”民族大学生健全人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针对“三少”民族大学生性格、思维特点和心理状态,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讲座、心理剧扮演、个别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经典心理影片展播等形式, 促进“三少”民族大学生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发展。帮助她们快速转变角色, 适应大学生活,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心态, 学会利用心理学知识和技巧来解决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 争取德、智、体、美、劳和心理健康全面发展, 顺利、高效地度过大学生活。

总之, 加强对“三少”民族新生心理健康和民族认同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人成长, 还直接关系到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它对促进边彊地区具有民族特色高校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是任重道远、常抓不懈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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